知名藥企掌舵人韋飛燕涉嫌霸占職工分紅長達六年

近期，一則知名女企業家、人大代表韋飛燕霸占職工分紅長達六年、強迫職工(小股東)簽署不公平轉股協議的消息在廣西柳州市不脛而走，漸漸在柳州市傳得沸沸揚揚，也將韋飛燕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韋飛燕，1964年8月生于廣西，壯族，中共黨員，中國藥科大學藥學專業畢業，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EMBA碩士，廣西優秀專家，高級工程師，高級經濟師。中國共產黨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第九屆青聯委員。曾獲全國“三八”紅旗手、中國杰出創業女性、全國十佳巾幗創業明星、第四屆新世紀巾幗發明家創業獎、2008年奧運會火炬手、2009年影響中國發展進程的60位品牌女性等稱號.

據悉，韋某做為柳州金太陽醫藥工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為金太陽公司)的法人代表，其控股的金太陽公司對某制藥企業持股比例為27.23%，韋飛燕亦為該制藥企業的法人代表兼董事長，除金太陽公司外還控制著該制藥企業的另一子公司，為該制藥企業的實際控制人。金太陽公司其余90多名的股東，則為該制藥企業的老職工。該制藥企業的前身為國企，改制后，經歷了多次改名。2002年，企業職工將其持有的制藥企業股份，轉入金太陽公司，委托給幾名領導班子成員代持，從而成為隱名股東，金太陽公司承接制藥企業的職工分紅，承諾對外不做任何投資。在2003-2009年間，金太陽公司效益良好，每年對股東均有分紅。但從2010年至今，公司對廣大職工的分紅出現重大異常現象：廣大職工的分紅被韋飛燕嚴重霸占，金太陽公司未對小股東提供任何年度財務報表，未公開任何財務信息，未對多年不分紅行為作出任何解釋。一分錢分紅未發，卻通過其他管理人員不斷催促小股東簽署新的轉股協議----林瑞、森瑞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協議(以下簡稱轉股協議)。而新的轉股協議，有諸多不公平的條款，一旦簽署，金太陽公司將成為韋飛燕的“一言堂”，分紅依然有被霸占不分配的可能，而且新的轉股協議中，賦予韋飛燕的權力過大，她可以不用征求其他股東意見，引入新股東，這會導致職工股權被稀釋，加之轉股協議中有匪夷所思和資本投資基本規則相背離的可退股條款(該條款為----合伙人除名退伙：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決議將其除名：1.未履行出資義務;2.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給合伙企業造成損失;3.執行合伙事務時有不正當行為)，讓職工以為一旦簽署該轉股協議，今后韋飛燕可以找借口吞占自己的股份，這引發了職工的恐慌和憤怒。對老職工要求以自然人身份與制藥企業簽署轉股協議的正當要求，韋飛燕斷然拒絕，而她本人和親屬，卻擁有自然人身份的股權，這樣的不公平做法終于導致了沖突的爆發。7月11日，三十名忍無可忍的小股東對韋飛燕和金太陽公司管理層人員發出律師函，要求對方公布金太陽公司財務賬及發放分紅，但對方沒有給出明確的答復。

注：以上老職工(小股東)均保證此新聞稿的真實性，愿意對文章所描述的內容承擔法律責任，且歡迎廣大新聞媒體到廣西柳州市實地采訪，除以上人員外，還有眾多的小股東也愿意接受采訪。

7月24日下午制藥企業總經理梁松召集小股東見面溝通，解釋是因為納稅稅率問題原因不分紅，可是時間過去6年了，之前從來沒有提過，這解釋完全有悖于基本的財稅知識，且已簽轉股協議的股東卻已經拿到了分紅，這就形成了自相矛盾的情況，無法自圓其說，因此股東們對此不認可，紛紛提出質疑。依據《公司法》的相關規定：股東有權查閱、復制公司章程、股東會會議記錄、董事會會議決議、監事會會議決議和財務會計報告;在說明合理目的的情況下，有權查閱公司會計賬簿。做為隱名股東，亦是合法股東，有權通過股權代持人獲取相關財務數據，享受同等的分紅權利。金太陽公司對部分售賣股權給韋飛燕及其他公司管理層人員的小股東支付了2010年年度的分紅，對劉書萍、肖世萍、羅華蘭等多名已經簽2016年3月份版的林瑞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協議(即轉股協議)的小股東先給予發放2010年年度的分紅，該分紅為原始股本1.9915倍金額。對其他未簽轉股協議的，則分文不發。六年漫長的時間里，沒有分紅，沒有交代，巨額分紅款不知去向，明顯違反當初職工持股協議的條款，加之韋飛燕本人很少在公司露面，沒有當面出來解釋和澄清，對職工提出的見面談判要求不予理會，這招致廣大職工產生了對韋飛燕及管理層人員嚴重的信任危機，部分職工推測韋及其他管理層人員可能挪用了集體的分紅款私用，也有的以為是故意卡著分紅不發，讓職工窮困，以利于低價收購職工股份，還有的，推測是通過這樣的手段逼職工簽署轉股協議，總之，迷霧重重。

金太陽公司于2016年8月31日分別在廣西《南國早報》和《柳州日報》刊登了關于股權確權的公告，韋想通過這種公告的方式，迫使職工簽署轉股協議。廣大小股東，已經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他們將團結一致，抱團維權，放棄談判的幻想，準備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后事如何，我們將拭目以待。

通過此次事件，我們深深感到做為改制國企老職工這一弱勢群體維權的艱難，完善對私營企業大股東監管的法律條款，已經勢在必行。(來源：法制與社會雜志)